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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意大利国家理事会作出的许多判决都运用了比例原则，比较重要的一些包括Cons. Stato，sez.Ⅵ，14 giugno 2006，n.3501。

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由惩恶而兼弼教：以法附礼，使法律道德化，出礼而入于刑，体现了中国古代刑法学的价值取向以及独树一帜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历代关于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综合治国的论者不绝如缕：《汉书·酷吏传》颜师古注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

可见，西周已经建立了以周天子为最高权力的政权机构，包括枢密近臣、政务官、处理诸侯国和边疆事务的官员。化以德礼，则下知愧辱，而至于治也。本文体现了最近的一些思路，仍希批评指正。[37]盖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礼不仅指导了人们的行为，也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感情之中，成为一种神圣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

九刑既为九种刑罚，又可视为刑书九篇。以下分别论述：一、礼乐政刑，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周灭殷以后，周政权仍然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与危险的形势，为了巩固周政权，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进行了一系列平定叛乱、建立各种制度的重大活动，史载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二）激励型监管立法完善的宗旨：注重监管实效并以公共福社为归依从总体上看，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似乎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很有效率。

【注释】[1]Loeb M.and Magat W. A. A Decentralized Method for Utility Regulation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2),pp399-404.[2]Vogelsang I and Finsinger J. A Regulation Adjustment Process for Optional PricingbMulti -product Monopoly FirmS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0),pp71-157.[3]Baron D. and Myerson R. Regulation of Monopolist with Unknown CostS[J]. Econometrica 1982(4), pp9ll-930.[4]徐祥民、时军：《论环境法的激励原则》，《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正如罗豪才教授指出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旨在建构或重构长期不同程度地处于国家权力支配之下的市民社会，以倡导社会自治，拓展公民自由的空间，这就必然要通过弱化强制性行政来实现。相反，如果政府采取激励型监管手段，效果则会完全不一样。在我国，激励型监管立法既是对现代行政法适应民主政治弱化强制性行政要求的回应，也有助于提高行政监管活动的实效。

虽然命令控制型行政监管不可或缺，但其也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2）防偏私程序(这实际上也属于组织、实施程序的一部分，也是公平原则的落实）。

[9]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再针对不同监管领域、不同监管事项不断发展出新的、合适的激励型监管方式和手段。进入专题： 激励型监管 行政法 。第33条规定：对从事清洁生产研究、示范和培训，实施国家清洁生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自愿削减污染物排放协议中载明的技术改造项目，列入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同级财政安排的有关技术进步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

[12]郭志斌：《论政府激励性管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10]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当然，由于监管领域的复杂多样性，命令控制型监管并非可有可无（如在煤矿安全、毒品监管等领域非常有如，这两种不同的权力配置对监管目的的实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激励型监管是同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相对应的一种行政活动方式。

挪威采取了所谓经济手段，包括补助、资助和软贷款、对末端废弃物的处置课税、对溶剂课税以及税收返回等。只有这样，才能为激励型监管融入行政法提供法律上的正当性。

[15]伍装：《中国经济转型分析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4)其他配套程序（或制度）。

因此，广义上的激励型监管也包括对行政主体的激励——激励机制是指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为公众谋求更多的公益，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实践法定权利、参与行政，以实现私益的递增。（二）我国激励型监管的相关立法及其评价1.激励型监管的相关立法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激励型监管方法在诸多立法中已开始有所体现。一是部分立法直接以促进为名，如《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就业促进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等。比如，为了缓解失业的压力，政府强制用人单位不得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是没有用的，更不用说强制其吸收更多人就业了。比如，给予吸收劳动者就业的企业、投资者和出口型企业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扶持，等等。相反，激励型监管的实效在诸多场合比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更为明显。

本文认为，在关于行政监管方式改革与创新的探索中，激励型监管所具有的优势值得社会各界尤其是行政法学界投入更多的关注目光。当前主要是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而金融扶持、投资倾斜、价格导向、产品定价优惠、市场优先准入、提供经营便利、优先采购、绿色采购、优先立项、奖励，等等，以及与此相反的激励手段或形式（即约束）则不够。

《可再生能源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经济激励与监督措施。对在清洁生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如用于激励的财政资金如何落实、实施激励监管的具体负责机构如何设置、激励监管的程序如何实施，政府没有兑现其许诺的激励时行政相对人该如何获得救济，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又如何追究，等等。但是，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我国当前行政监管依然是供给过剩一‘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总量供给仍大于总量需求，放松监管仍是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的主流。

又如，监管主体在不给予相对人立法所承诺的经济性优惠、或对相对人采取约束性措施时说明理由的程序（或制度），等等。[5]申喜连：《试论行政机关的非物质性激励》，《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8]【美】特里L库拍：《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要求行政监管立法应体现人文关怀，弱化强制性行政。

其次，激励包括约束在内。《史记·商鞅列传》即记载有商鞅的徙木立信说，当然，该徙木立信是一种正面激励，但即使对于反面的激励即约束来说，信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受此影响，从严格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未经改造地）延续过来的我国行政监管总体上也必然要被打上命令控制的烙印。与此同时，由人组成的政府带有人类的所有缺陷，如玩忽职守、滥用权力的倾向。

2.激励型监管与命令控制型监管存在区别激励型监管和命令控制型监管都是为了实现监管目的而采用的方法，但二者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和实效有着明显的差别。（四）激励型监管立法完善的关键：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的设置激励型监管的关键在于实施，而实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

[14][19][20]马英娟：《监管与经济激励：中国行政法学面临的新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2期。[18]董炯：《政府管制研究——美国行政法学发展新趋势评介》，《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对我国现行有关激励型监管的立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没有一部法律对（激励型监管）监管主体相应的法律责任、或对被监管主体的权利救济作规定。从手段上看，命令控制型监管是最常用的传统意义上的监管方式，它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罚款、制定相关标准（如排放标准、技术标准、操作标准）等，这些方式强制性色彩明显，相对人如不遵从将遭受不利的法律后果。

[13]黄耀杰、徐远、陈晔：《政府管制理论对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年4月号。不管是正面的激励还是反面的激励（即约束），均应以公示的方式让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知晓，这既是为了指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更好地实现激励监管的效果，也是为了让其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增强利害关系人的监督。

(1）激励型监管的适用范围和种类尚需拓展。（二）激励型监管与相关概念的比较1.激励型监管与行政奖励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行政奖励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充分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作出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物质或者精神的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

[7]约束也是激励，行政管理中的约束激励主要通过对国家公务员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严格的纪律约束、职务的升降和任免等形式来实现其激励目标。这与利于司法审查是相悖的。